在邓小平同志作出上述表态后，除在个别场合，大陆方面一般都不再用中央对地方模式来定位政治关系。
（4）违宪审查机构设置成独立于常规权力机构的中立性权力，在政体结构上更加合理，更少争议。相反，这启发我们一方面要认真对待中国宪法的文本，另一方面要重新解释中国宪法中的政治宪法结构与原则，从而呈现出立法者而不仅仅是法官视角中的中国宪法。
（4）司法审查制度的现状是普通法院的分散审查和专门法庭的集中审查并存。本文即拟从比较的视野考察司法宪政主义影响下的世界宪政状况，探讨司法审查的正当理由类型与制度条件，简要介绍作为宪政母国的英国的政治宪法传统，重述并反思中国百年宪政，尤其是以齐玉苓案为代表的中国宪法司法化的失败经验，并提出中国成为大国宪政异数的政治宪法理由。不过，由于现代世界普遍接受人民主权，英国宪政的普通法传统无法对抗与人民主权具有更直接法权联系的议会主权。另一方面它的很大部分内容在我国的司法实践当中被长期‘虚置，没有产生实际的法律效力。[67] 马岭教授就提出了质疑，参见马岭：《齐玉苓案批复的废止理由探析》，《法学》，2009（4）。
司法宪政主义在中国的登陆和尝试就其必然性而言是三十年形式主义法治进程的结果，就其偶然性而言是与2001年的所谓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齐玉苓案联系在一起的。[52] See Adam Tomkins, Our Republican Constitution, Hart Publishing, 2005, pp.10-25.[53] See Richard Bellamy,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A Republican Defense of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54] Parker 教授1994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被认为是美国人民宪政论的开端，See Richard D. Parker, Here, the People Rule: A Constitutional Populist Manifesto,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3-5; Tushnet的批评可参见马克·图什内特：《分裂的法院：伦奎斯特法院与宪法的未来》，田飞龙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正如惠尔在讨论公民自由时所言，如果法律授予国家力量以拘捕和强行进入的广泛自由裁量权，那么，公民的权利将受到严格限制。
尤其在改革措施频出的急剧变化年代，通过修宪以规避违宪成本，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政治成本和制度成本。［6］即便如此，如人们所见，启动违宪审查机制的动力主要体现为国家机关。违宪成本与我国的宪法实施状况有着密切的关联，有必要结合宪法实施进行深入考察，加大违宪成本特别是显性违宪成本的追究，甚或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宪法有效实施的突破口。问题是在我国宪法中，存在一些本不应由宪法加以规定的内容，当这些细节化的内容淹没了宪法的精神和原则时，改革措施几乎不可避免地要与宪法规范产生冲突。
中义违宪概念则一方面认为公民并非违宪主体，另一方面认为政党、社会团体等非国家机关的组织也可以成为违宪主体。如前所述，在当代中国，违宪主体主要体现为国家机关和执政党。
如果我们暂时摒弃宪法的政治性，将其视为单纯的法律规范，那么，作为违法成本之一种，违宪成本的最主要表现就是承担违宪责任。宪法的措辞相当严厉，从宪法条文中，我们所能得出的结论是： 违反宪法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但是，既然现行宪法中已经有了这些内容，违宪多少总是有些现实收益的。违宪主体在考虑违宪行为的收益及其成本时，也需要考虑追究违宪责任的可能性问题。
这种危机至少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执政党和政府合法性的减损。更重要的是，如果说宪法体现了公民对于某种合理化的生活秩序的一种期许的话，那么，违宪行为的存在将破坏这种期许，从而引发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由此而导致两个问题：第一，违宪主体虽主要表现为国家机关，但由于国家机关受到执政党意志的深刻影响，故就其性质而言，违宪意味着执政党的后续政治决策对先前政治决策的更改。按照刘松山教授的解读，由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理论上是不能违宪的，所以立法不存在违宪问题。
宪法的若干组织法规范是即刻实施的，但宪法中的大部分规范往往需要通过一般法律细化。一般而言，宪法所设定的权利规范应当是针对国家的，其潜台词是： 人民将这些权利写进宪法，要求宪法保障这些权利免受国家公权力的侵害。
也正因此，宪法学界众多学者呼吁建立符合中国政治实践的违宪审查制度，对此已有相当多的成熟论述，本文不拟对此进行评论。一方面，如前文所述，执政党、国家机关的违宪导致党和国家合法性基础的减损，另一方面，宪法既是共识的象征，也集中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政治承诺，违背宪法也就等于违背政治承诺，它所导致的后果是公民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
这意味着，违宪成本从一种外在成本转变为违宪主体可自我弥补的成本，其对违宪行为的威慑力自然也就大打折扣。但是，宪法在作出如此大而化之的规定之后，对于违宪责任的具体问题缺乏更为深入、更为细节化的规范，从而导致宪法所规定的违宪责任在政治现实中的虚置。行政、司法机关无权监督权力机关。这一制度实际上保障了全国人大的一切立法行为不用承担任何违宪责任，无需付出任何违宪成本。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三、隐性违宪成本：宪法难以实施引发的严重后患违宪是有收益的，严苛的宪法学者可能对此不以为然，但是，违宪意味着绕开宪法获得一些宪法所未予首肯的利益，这一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于是，宪法的众多条款不存在适用的必要，违宪成本自然就无足轻重，违宪成本也因此转化为违法成本。
一个完整的规则包括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个组成部分，两者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其潜台词是： 如果实施了某行为，就会导致某后果。自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执政党还是政府的威信，都建立在了世俗的基础之上———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这不仅源于对党和政府政治承诺和意识形态的认同，更是源于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即党和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人民面临的各种问题。
在重重影响之下，影响宪法制定、修改和实施的主要因素，并不仅仅是法律事务，或者说，主要不是法律事务，而是政治事务。其三，法规备案审查制度存在若干重大的制度瑕疵，例如地位低下、人员匮乏、程序不透明，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良性违宪的举措不无道理。然而，现实情况是，任何一个人、一个政党或是一个机构都是有可能犯错的，不过，在当代中国的此种理论预设和制度设计下，因违宪所带来的成本实际上已被消融在政治决策的整个过程之中，与宪法的关系已无关紧要。
其中的原因在于：其一，违宪责任追究的启动动力源相对稀少。在社会分裂和碎片化的背景中，任何来源单一的强势话语，都面临着广泛的信任危机。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当然，政治现实中的问题往往并不是宪法、法律或者政策是如何规定的，而是这些规范是否能够得到有效实施。( 一) 难以实施的规范理性的经济人在计算成本效益时，事先需要设定一个详细的成本目录，以确定某一种行为会导致某一种成本的出现，这种成本必须是可预测的，它与行为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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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这种危机正显得越来越紧迫。因此，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如果不存在相应的违宪成本，违宪所能获取的收益会一直鼓励违宪主体不断从事违宪行为。
在社会普遍缺乏信任和规则意识的情况下，社会的僵化、公众的犬儒化和腐化也是不难想象的。这些长远问题的存在，迫使人们在考虑违宪成本问题时，既不能局限于法律层面的违宪责任，也不能单纯将维系宪法权威的手段局限为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
如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等。但某些条文，如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对私有财产以合法加以限制，不仅在立法技术上存在问题，而且也为国家立法机关通过法律限制公民宪法权利留下了缺口，往往容易造成一方面以宪法赋予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以法律取消基本权利的现象。当然，人们还能够从更多的视角去观察和思考违宪行为所带来的长期成本，例如经济效益、环境问题等。经济学理论中预设的理性人在作出某种行为时，须事先衡量其行为成本和行为收益，以获取最符合自身利益的结果。
此类条文通常设定了国家或社会的特定义务，但因国家和社会概念具有高度抽象性，使得违反这些义务的行为既无法定义，也无法对其追究责任。2000 年出台的《立法法》第九十条、九十一条集中规定了此项制度的具体内容，明确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此类条文在于宣示国家的性质、政治目标、政治策略等，但从实施的角度看则难以操作和具体落实。最后，不实行权力分立制衡制度，这是我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特征。
其二，法规备案审查制度将法律排除在审查范围之外，而众所周知，法律违宪的危害性是比较大的。因此，明智之举是在宪法中剔除这些内容。
